在1966年至1976年的“运动”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于会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本是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却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运动”结束后，于会泳不仅身陷囹圄，而且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

1925年，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他从小就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1946年9月，在解放区老家当了4年小学教员的于会泳，徒步跋涉300多里来到山东莱阳，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于会泳进入文工团后，可谓是如鱼得水，他不仅精通乐器伴奏，还谱写了一些歌曲和演唱材料，并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已逼近胶东。当时我军在烟台一带囤积了许多物资，为避免这些物资落入敌手，解放军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将其分发给部队和解放区机关人员，于会泳也分到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

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胶东文工团命令团员们将物资暂时就地掩埋，等将来再回来寻找。于会泳怕自己的物资被国民党军队找到，于是在掩埋时写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结果于会泳的这张纸条还没埋进去，就被指导员发现并没收了。

于会泳

这年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因为这张纸条而被隔离审查，上级认为他这种行为是“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最后领导考虑到于会泳的认错态度良好，没有给他处分。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于会泳在学习期间表现非常积极，他的音乐天赋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1950年，于会泳在学习结束后，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于会泳留校后，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在当时颇受好评。贺绿汀曾称赞于会泳说：“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1964年6月，于会泳被提升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从1963年开始，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于会泳受到感染，于1965年春天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他在文章里强调，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所以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不久以后，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后，对于会泳的观点称赞不已。江青还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你去了解了解。”

江青

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他在了解了于会泳的历史后，向江青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不久以后，江青专门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她高兴地握着于会泳的手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当得知于会泳也是山东人后，江青对这位老乡更热情了。

从此以后，江青只要到上海，都要见见于会泳，倾听他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看法。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送他两瓶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剂。

“运动”爆发后，于会泳受到了江青的重用，他在1967年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于会泳靠着江青和张春桥对他的全力支持，亲自抓了《海港》、《智取威虎山》、《过江龙》等剧目，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智取威虎山》

1969年，经张春桥和徐景贤提名，于会泳当上了党的“九大”代表。党的“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演出开始前，于会泳首先上台，肉麻地吹捧江青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台下的江青非常高兴，但她还是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责备于会泳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1975年1月，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

此时的于会泳可谓是官运亨通，但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意味着从此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气质，他到北京工作后，面对“运动”中层层出不穷的斗争，开始感到迷茫和困惑了。

江青和于会泳

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上世纪60年代初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创业》。当年年底，影片被送到国务院文化组审查，于会泳看完影片以后，激动地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我在看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掉泪了。”

不久以后，于会泳请示中央，希望能于1975年春节在全国范围内公映《创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江青也在于会泳的报告上画了圈。1975年春节，《创业》按预定计划在全国上映了。

但在大年初二，江青就打电话把于会泳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她见到于会泳后，批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只好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您也在上面画了圈表示同意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她指着于会泳说：“画圈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

《创业》

江青骂完于会泳，又开始对《创业》进行数落：“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还是姚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于会泳这才明白江青发火的原因。

这天于会泳回到文化部后，马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于会泳还根据江青和姚文元的要求，写了批评《创业》的“十条意见”。

1975年7月，《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表达对影片遭禁的不满，7月25日，毛泽东在看了影片后，对张天民的来信进行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江青决定把封杀《创业》的责任推到于会泳头上，她找到于会泳说：“不让电影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

一旁的张春桥也接过话说：“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

于会泳这才明白，自己被江青当成了“挡箭牌”，他只能硬着头皮作了检讨，并把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于会泳也被隔离审查了。审查期间，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认为组织对自己的处理不会太重。1977年8月21日，于会泳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他回到家对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仅过了一天，华国锋就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上，点了于会泳的名，把他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这给了于会泳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崩溃了。

于会泳（左）

8月28日晚上，于会泳给家人写了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

随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