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创建于上海的大同乐会开启了中国民族音乐管弦化的探索之路，他们继承和改良传统乐器，组成了一个有32人编制的民族乐队，分为吹、弹、拉、打四组，并以这一新型乐队为载体，改编和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最知名的便是根据琵琶文曲《夕阳箫鼓》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百年过后，民族管弦乐的种子已在中国大地广泛播撒，越来越多观众走进音乐厅，为一场汇聚多种民族器乐的中式音乐会心动不已……

舞台上，演奏家次第落座，当管乐声部悠远的箫声、清脆的笛声响起，你会惊讶于他们究竟带了多少根“竹棍儿”上台，以至于舞台同一个方位一直能够传出声响迥异的音色；当胡琴声部齐声拉奏，充满故事感的旋律倾泻而出、飘至耳畔，奇异的声效、绵长的声线、跌宕的声场，你会惊叹于这件乐器诉诸情感的无穷表现力；弹拨声部的乐器种类更为复杂，扬琴、琵琶、中阮、大阮、柳琴、三弦、古筝、古琴、箜篌……单是发掘这些形状大小各异的乐器，就是一大乐趣。

我国的民族乐器诞生于生活与劳作的热烈现场，自得与自在仿佛是它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标签。在乐团中，民族乐器的独特演奏技法往往能够为乐曲增添独特的韵味——胡琴的大击弓，扬琴的齐竹、颤竹与反竹，琵琶的绞弦、轮拂与刹弦，笛子的剁音、叠音与飞指，阮的推拉吟揉，唢呐的花舌、气顶音与弹舌音……当这些音响在舞台上交错相融，碰撞出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共鸣，也成为欣赏一场民族管弦乐音乐会的意外惊喜。

当然，比起拥有数百年发展历程的西方交响乐，中国民族管弦乐仍有许多不成熟元素，比如一度因缺少低音而被戏谑“血统不纯”等。相比西方交响乐团更立体、“和谐”的表现，民族管弦乐队也没少因“不和谐”而遭质疑，民族音乐交响化的利弊一直引发争议。其实，从乐器的制作工艺本身出发，就注定了这种“不和谐”。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张蟒皮，因而也无从找到音色完全相同的胡琴，加之这些五彩斑斓的民族乐器在诞生之初也并非为乐队而生，当受不同文化滋养的民族乐器如同石榴籽般聚集于同一舞台、意欲奏响“美美与共”的声音时，无论对作曲、指挥还是演奏者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了实现既具韵味又具可听性的声场效果，数十年来，民族音乐领域的指挥在技巧、平衡和音色把控等方面均进行了各种尝试，演奏家们也在技法上不断磨炼提升，用其对音色、声量、音准的纯熟控制以及与其他乐手的极高配合来弥补乐器自身的“缺陷”。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那些所谓的“不和谐”，也恰恰反映了民族管弦乐的别样魅力。

或许是中国传统“命题”音乐的习惯使然，走进音乐厅聆听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总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画面感：一曲《春江花月夜》将浔阳江的夜景呈于眼前，夜色如墨、月光悠悠，波光粼粼、花香飘散；《瑶族舞曲》展现了瑶族村寨欢歌热舞的喜庆氛围，丝竹声声、欢笑阵阵，舞之蹈之、快乐欢愉；《春节序曲》传递着佳节的温暖，刻在国人心中属于春节的旋律悠扬动人、温情无限；《长城随想》将伟大的建筑与爱国之情融于音符，激发起听众心中对祖国和人民的自豪与热爱……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还有一个异于西方交响乐之处就是善用留白，以此营造出独具中国意蕴的空间感，每每在海外演出，这种意境化的空间感也总是特别吸引外国观众。此外，几乎每个中国观众都能从一台民族管弦乐音乐会中找到情感共鸣，某个音色、某段旋律，或是某首曲目，常常会立刻激活中华血脉中的“DNA”，让人共情、动情、用情。

《古槐寻根》《卧虎藏龙》《滇西土风三首》《七彩之和》……从古曲的改编到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团体，不断丰富着民族管弦乐作品的曲库。有如此多艺术家的不辍耕耘，有如此多观众对这一艺术的热爱，走在不断改良、发展道路上的民族管弦乐，必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春天。

在第二届“国乐之春”开幕特别策划音乐会上，五位民族管弦乐指挥同台执棒中央民族乐团。卢旭 摄

值得骄傲的还有，除了西方交响乐之外，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管弦乐团体。在世界范围内，虽然民族乐器成千上万，但能够以一国的民族器乐为基础建立起演奏大量管弦乐作品的民族乐团者，却是凤毛麟角。自百年前大同乐会开启中国民族音乐的管弦化、交响化之路至今，中国广阔的土地上陆续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民族音乐团体，还形成了近百人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从年长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到年轻的无锡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团体不断发出源自中华礼乐文明的时代新声，集结奏响文化繁荣发展的新乐章。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4年7月9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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