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影坛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伊朗导演达里乌什·梅赫尔朱伊（Dariush Mehrjui），在家中遭刺身亡。

他与妻子颈上，皆有刀伤。

众所周知，电影人在伊朗属于高危行业。

作品被禁是常态，牢狱之灾如便餐。

被迫害甚至暗杀，也有一个又一个真实案例。

而达里乌什导演，则更为特殊。

一是因为，他是现代伊朗电影的奠基人，堪称伊朗电影「国师」。

这不仅意味着，其作品的先河地位。

同样暗示着，他比其他电影人都早早尝遍其中悲惧与酸楚。

二是，达里乌什导演生命终结的消息，宛若一口洪钟的肃吟。

无意间与最近的一些内娱电影事件，共谱成令人无言的对照曲。

鱼叔越看，心情越复杂。

出于缅怀也出于悲痛，有些话不吐不快。

若要总结达里乌什导演的一生，八个字足矣。

一生被禁，一生抗争。

去年，他还在为了影片放映许可证问题疾呼。

直接在社交媒体发表了「杀了我」演说。

彼时82岁的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声音因愤怒而嘶哑，怒斥不合理的规定：

「这是我最新电影《小调》的放映许可证。

这不是牛奶也不是肉，你却说它过期了。

你给我签发了放映许可证，为什么要食言？

在获得我的权利之前，我不会放弃......

尊敬的文化部长，请听我说。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要反抗。

可以杀了我，对我为所欲为，毁了我，但我要我的权利。」

这段视频迅速发酵，在伊朗电影界掀起浪潮。

不断有导演和组织出声支持，为其为己皆不平。

称这条视频，才是一部「最苦涩的伊朗电影」。

而回溯这位传奇导演的从业生涯，抗争之路从未休止。

1965年，达里乌什从美国结束电影学习后回国。

那时的伊朗电影，还是一片废土。

不管是歌舞升平的低俗娱乐，还是宗教神话的狂欢，都离现实太远。

导演有意尝试现实主义本土化叙事，还拿到了伊朗文化部的资金扶持。

于是，电影《奶牛》应运而生。

但，片子拍出来之后，「他们却怕了」。

怕的，是什么呢？

电影聚焦于伊朗一个小村庄里的奇人怪事。

主角哈桑对一头怀孕的母牛呵护备至，钟爱有加。

他是哈桑唯一的财产，也是他的精神源泉。

但哈桑有日外出，母牛却离奇死去。

村民们为其着想，隐藏母牛死讯。

归来后的哈桑却因悲伤过度，行为日渐怪异。

在牛棚长居、食草、疯跑，俨然化身那头已死的母牛。

村民想要帮助哈桑，却愈发将其逼至疯狂。

回过神来，已经真将哈桑当成了畜生，举起了鞭子。

哈桑也最终发出了一声痛苦至极的啼吟。

从山坡翻身而下，选择自杀。

导演的哲学储备，让片子处处充满信息量爆炸的符号隐喻。

村边虎视眈眈的强盗，村里备受欺凌的傻子。

善良与愚恶并存的村民，以及疯魔自杀的哈桑。

可借此思考人与人群，甚至是伊朗社会的缩影。

表达方式已然如此隐晦，谁知电影仍遭未播先禁，长达一年半。

只因一个相当荒谬的罪名：

片中的村庄如此破败，是在丑化伊朗。

不幸中的万幸是，此片被偷运出国。

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仍在威尼斯电影节大放异彩。

至今，这部电影都被影评人称为伊朗电影史上「最佳国产电影」。

为像阿巴斯（《樱桃的滋味》）、马吉迪（《小鞋子》）这样的世界级伊朗导演探索前路。

六年前问鼎奥斯卡的伊朗电影《推销员》，便是导演法哈蒂受《奶牛》启发而创作出来的。

但很快，1979年伊朗革命中电影人遭到清算。

256家电影院中超过180家被狂热教徒捣毁。

《奶牛》与达里乌什，都成了被攻伐、威胁甚至起诉的对象。

导演只得举家逃亡法国，但悲剧并未结束。

去年，田壮壮导演在《我与电影的关系》采访中曾有一番感慨。

对于「没有结果的结果」，他只能表示惆怅无奈。

相比之下，达里乌什导演的怒火显得更为炽烈。

是天生无畏？

其实，他也曾尝试过无奈地妥协。

刚回国时，达里乌什想以好莱坞商业片为切入口打开市场。

还拍摄了一部模仿007系列电影的《33号钻石》。

但可想而知，效果惨淡。

《奶牛》遭禁事件之后，他也曾身心俱疲。

「想拍一部没有问题的电影」，从而转向喜剧。

但就像他厌倦美国强调技术的电影教育，而转去学习哲学一样。

妥协违背本心，注定无法长久。

1973年，他开始拍摄以伊朗黑市非法血液交易为内容的电影《循环》。

这确实又是一部忠于现实，却「抹黑伊朗」的电影。

甚至单看情节，都宛若伊朗版《我不是药神》。

少年阿里带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来到德黑兰求医。

却因为没钱看病，只能在黑市献血来筹得医药费。

为了更赚到更多的钱，阿里开始为黑市医生当托儿。

他摒弃道德，无视传染隐患，带着其他穷苦人来卖血。

讽刺的是，父亲终究因为来不及救治去世。

何去何从，阿里需要重新选择。

该片在国际各大电影节同样收获颇丰。

在伊朗，也得到了文化部赞助。

有趣的是，导演一边拍摄揭露黑暗现实的电影。

一边又接拍了三部关于安全健康献血的纪录短片，供伊朗献血中心宣传使用。

不知是否是为了电影顺利上映所做的努力。

但结果仍是，《循环》被禁映了三年有余。

一声叹息。

绥靖的另一边，是未停止过的抗争。

《奶牛》事件后，新作拍摄又受到阻力，达里乌什被逼召开公开发布会。

以职业生涯为赌注，争取作品的公平待遇。

官方回应确实软化，然而现实依旧没有改变。

这让去年的「杀了我」演说，更像已至暮年的创作者不堪再忍的泣血悲号。

刺杀事件发生不久之前，导演的妻子Vahideh Mohammadifar还在社交网站收到死亡威胁。

10月14日，83岁的达里乌什和54岁的妻子死于家中。

目前，警方逮捕了10名可疑人士，真凶和动机尚未公布。

达里乌什导演的离开，是伊朗电影人现状的极端体现。

无数的创作者，仍在刀尖上起舞。

去年，性别暴力题材的《圣蛛》在戛纳大放异彩。

然而，电影在伊朗遭禁映的同时，女主角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也被指参演反伊朗、反宗教的作品而遭到极端组织追杀。

导演拍摄时一度被捕。

甚至整个剧组，都收到死亡威胁。

出现在达里乌什追悼会上的导演贾法·帕纳西，也曾因拍摄女性看球的作品《越位》被「制裁」。

六年牢狱，二十年禁止触影。

也不能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不得离开伊朗。

电影人对现实议题的关注，也成了救赎与重压的双重十字架。

政教合一的国度，反扑也是双倍的。

然而即便如此，伊朗电影人似乎全然不知过刚易折的中庸之道，一贯强者挥刀向更强。

他们的反抗投射在近年影响力逐渐攀升的伊朗电影中，以及对现实议题和自由的追寻中。

互相成就，生生不息。

正如达里乌什导演这般，年过耄耋仍笔耕不辍。

他为之呼喊的遗憾之作《小调》，讲述的亦是为了自由学习音乐的女儿，与父亲的对抗。

曾经，中国电影也诞生了许多现实主义力作。

可惜的是，如今现实主义被娱乐化扁平化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流量密码。

连「删减」都成了新的营销手段，用来给作品的不足免责。

强者挥刀不必向更强，只需向观众。

说你看不懂，说你不体谅。

一边说观众水平低，一边却又指望观众自己脑补完整剧情。

对比之下，心情复杂。

达里乌什导演生前曾接受采访，被问及伊朗革命中，大量电影院被关闭。

如此极端封闭的环境里，电影又如何影响人。

「优秀的作品能带来新的生命经验，继而影响个人意识，而艺术同时又会随着个人汇聚成的普遍意识而发展。不止艺术电影，小说、戏剧、绘画、音乐都如是。」

或许换言之，一部部有骨气的作品，才铸就了伊朗电影人令人惊叹的意志。

即便封闭，即便匮乏，也能如阿巴斯所言，伊朗电影用缺席完成在场。

实体影院被毁灭，挡不住电影流芳。

烧光《红楼梦》纸本，梦也不会真的消亡。

正如肉体离开，只要电影还在。

人间的战役，未必就是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