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作品中，主角个性的设置是影片故事展开的合理性出口之一，吴京导演的电影三部曲《狼牙》、《战狼》、《战狼2》都以“狼”这一关键词作为电影题名，在影片中也无不以“狼”的性格和内涵将人物与故事串联起来。

从《狼牙》里“孤狼”阿布到《战狼》系列中的“头狼”冷锋，角色和剧情都完全变了，但角色那像“狼”一样的个性却在有保留的改变下继承了下去。

而其中角色个性的何处保留何处改变则是吴京在这几部作品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思考显现，如何通过改变角色但保留个性的同时创造打动人心的节目效果，就不得重新不考虑个体与集体的伦理定位。

电影中所塑造的艺术真实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抽象反映，电影中的角色也是如此。每个在现实中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每种身份都蕴藏着相同与不同的辩证统一。

对个人来说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最富有特殊性的色彩，并通过个体的言行举止展现出来，但是有时过于张扬怪诞的个性却会背离自己的社会身份而造成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疏离感，让个性符合身份内在的规定性，或者说符合身份的普遍价值性诉求是每个社会人要思考的最基本处世之道。

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的背后都承载着普遍性价值和伦理意义，这是人伦关系、人伦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具体个人、群体中的体现。

个人的个性是差异性的组成因子，而个人所在的组织或人与人间的联系则是身份普遍性产生的源泉。

普遍性这种公共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本质，并以身份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人们通常要求或认为一个社会中的他者要背负着一定与其自身身份相对应的伦理责任，即身份要符合人伦关系、人伦规律。

同时在看待社会身份所具有的普遍性时，必须要抓住身份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为没有差异性这一对立的前提所谓普遍性的统一也就无从谈起。

身份的普遍性在不同的视角下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就有“人性”和“物性”的区别，比如孟子就认为“人性善”为天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为己，这是因为他们判定的依据并不相同。

但在共通的方面，就是说在用伦理解释身份的基本内涵的时候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不会对最终定义造成质的变化，因为这是在追寻身份背后的普遍性价值诉求。

在伦理视角的注视下，当对冷锋的”军人”身份进行叙述时本质上就是在探讨“军人”的价值普遍性，这是客观人伦关系对“军人”这一职业的伦理诉求，这一普遍性价值诉求则是“保家卫国”。

冷锋在以个人的方式体现着“人伦关系”对于军人这一身份的诉求，但只有当冷锋自觉意识到并以“军人”的价值普遍性“保家卫国”作为自身行动的归宿时他才能名正言顺的承担起自己的伦理身份。

倘若不是这样，当冷锋不能自觉认识到自身身份的伦理内涵也不能“保家卫国”为普遍价值践行自己的使命时他就不能称得上“军人”这一身份。

甚至当彻底缺失了“保家卫国”这一价值诉求而付诸其他无关的个人诉求时既有身份的伦理性就彻底消解了。

电影中的角色在艺术真实中依然也需要诉诸现实逻辑，所以将伦理性分析照进影视人物的身份内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方式让我们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影片中的人物定位和内涵。

在吴京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狼牙》中的主角阿布和影片《战狼》系列中主角的冷锋拥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的个性却有很多相似性，在自导自演的作品中保持角色伦理身份转变下人物个性的相似性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导演个人性格的流露。

在另一方面，如何表现身份差异并让身份符合人物定位则要考验导演对人物的思考程度。在分析现实人物的身份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身份时则不能不考虑他出镜时的场景布置。

在《狼牙》阿布初登场时着便装出现在常见的室内场景中，给观众一种日常生活的感受且通过这并不能推导出人物的身份还需要继续随着画面的开展来解读，而冷锋登场时的身份则是让人一目了然了，冷锋身穿着迷彩服披盖迷彩伪装头戴军帽持狙击枪出镜，让人很难不把他的身份和军人联系在一起。

这种开门见山式的镜头运用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剧情的展开和对人物身份的认可，但是对人物身份迷底的戏剧性诠释则不免有所损失。

在《狼牙》中观众对阿布的身份的揭开则要等到出场五分钟后了，当阿布孤军突入黑老大的藏匿之所时观众才能将杀手或者刺客的身份同阿布联系在一起。

从浪人阿布，到军人冷锋，两部主角的问世时间间隔了七年，这七年也带来了吴京自《狼牙》之后的对影片执导思考的最大改变，主角身份的转变。

不同的伦理身份在理论上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场景、时间、以及一同参与的人物都会发生改变。

在身份设定的作用下，杀手与刺杀对象接触是主要矛盾，军人与敌人接触是主要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移换之下哪怕表现形式相接近电影的故事内涵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

在《狼牙》和《战狼》中都有着同样的复仇主题，阿布是为了有恩的护士以一己之力向毒贩马爷复仇，而冷锋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向越境毒贩所雇佣的杀手复仇。

在这同样的复仇行为背后却有着不一样的伦理支点，这种差异的产生源自人物身份背后的认同标准的不同。

对于以一名浪人身份在社会上行刺的阿布来说，一般的社会伦理并不是他所要背负的东西，他只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活，所以在这孤狼式的标准下哪怕阿布的武艺再强最终也难逃寡不敌众的死亡结局。

而这种结局很容易的就能被观众所接受。因为当阿布脱离了既定的社会伦理身份和社会联系仅以一名浪人的身份面对罪恶时就不免采取不受控制的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因为在这时社会的法律和规章与他的浪人身份并不相符，同样的这种不受控制的暴力最终也只会反噬他自己。

阿布的刺杀逃避了社会伦理中的正当法律流程属于是典型的私刑，无需合法的审判阿布自行以暴力裁决问题，同样阿布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独自承担所有的代价。

而同样的复仇行为在《战狼》中由于角色伦理身份的不同展现出的观众认同也就并不相同了。

吴京在《战狼》中饰演的冷锋是一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行为逻辑是以军队组织的命令为基点。

在《战狼》中冷锋接到的命令是依法逮捕持械的境外毒贩，而且是在国内展开行动，塑造这一场景就确立了冷锋“保家卫国”的神圣立场，赋予了冷锋面对持械毒贩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的伦理支撑。

影片的最后冷锋在国境线内击杀了杀害自己队友的境外雇佣兵，同时在国境线内成功抓捕了跨国贩毒集团首脑敏登，维护了祖国安全也完成了一次合法合规的“复仇”。

在影片中对“国境线”的特殊强调可以看出吴京为了维护主角冷锋其“军人”身份背后伦理正当性的良苦用心和独特思考。

对比《狼牙》中所塑造杀手的阿布，肆意的暴力和随心所欲的行踪是阿布的特征，而冷锋的行动则处处处于合法合规的范畴之内。

阿布可以只身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不论是偷偷过境还是闯入寺庙砍下毒贩马爷的头都说明了这点，而冷锋则步步小心面朝国境线完成自己的使命。

同样面对毒贩，同样为了复仇，同样使用暴力，但浪人刺客阿布和臂挂“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的军人冷锋的行为背后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伦理内涵。

他们根本的不同是身份的不同，而要维系这种不同就必须时刻保持身份背后的伦理诉求。

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身份伦理层面的认同危机时会让在危机中的一方产生焦虑、和迷茫以至于抑郁，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遭遇观众的认同危机时则会让电影的剧情垮掉，电影的故事性遭到消解，通俗的来说就是变成一部带有硬伤的烂片。

现实中的社会人可以在遭到认同危机时及时改正自己的行为回归正轨，而已经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中的人物遭到观众认同危机时就难免覆水难收，所以导演在打造一名主要角色时会再三思考人物身份背后的伦理支撑是否足够到位。

这也是为何吴京如此强调《战狼》中“国界线”这一存在背后的原因，因为当军人吴京失去了背靠祖国的国界线他的暴力行为便失去了国家和法律的依靠，就会向刺客阿布一样成为游离在社会既定身份之外的“浪人”。

这种对伦理身份的强调与重视塑造出了《战狼》中可以打动人心的军人冷锋形象并使其完全区别于《狼牙》中的浪人阿布，哪怕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有着共同之处，但观众对两者的评价已经发生了质的不同。

这种人物身份的蜕变是《战狼》中树立的最大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