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和自然本真对城市话语的突围

自然状态相对于城市话语来说是“他者”的存在，但当“他者”力量被不断的赋予，空间呈现被不断的扩大，自然空间完全覆盖遮蔽都市空间。乡村儿童的纯粹洗涤了城市儿童的恶习，可以看做是表达了创作者为“他者”完成困境突围而做出的努力。

王君正电影“他者”困境的空间超越便体现在儿童和自然二者本真的状态对于城市话语所进行的突围。

儿童在王君正看来是极为美好的存在，多部儿童题材影片也证明了王君正对于儿童成长的关注与聚集，而影片中的小主人公从性格到外貌上都极其讨喜，足以表达了导演内心深处童真童趣的一面。

王君正将儿童、女性和自然进行并置之时，便具有一定的指涉意义，这些弱势对象处于自然空间下，抒发了导演对于儿童、自然这些典型弱势群体遭到男权话语和工业文明的施压而做出的有效回击。

原始丛林：京京完成的自我重塑

原始丛林作为典型的自然空间，显然与代表着城市话语的掌权者为对立关系，但当掌权者在该场域中被同化，被得到改变，那么并非主体成为“他者”，而是宣告“他者”完成权力反击这一行动的成功。

京京是《应声阿哥》中的小主人公，作为主角的他，肉嘟嘟的可爱脸庞让他看似是代表着至纯至真的儿童形象，但我们更要注意到导演给他赋予的身份——从大城市来的孩子。

因此，京京自身便具备了双重身份的复杂属性，他既是美好童真的化身，亦是城市化的符号，因此京京的到来注定会给原本宁静的景颇山带来一定的冲击，京京被确认为权力的化身，一身城市沾染的恶习到处伤人为乐。

但直到京京独自迷失在偌大的森林中时，孩子天真的力量终于得到了放大。在原始丛林中找不到回家方向的京京顿时慌张的失了神色，直到在伙伴们和自然界的共同的帮助下，应声阿哥化身使者帮助京京找到了来时的路。

此时，原始丛林这个自然空间更像是京京完成初步成人礼的场域，自然空间净化了京京的心灵，京京也在这里完成了自我重塑。如果这之前，京京一直扮演的都是城市符号的化身。

那么在这个空间中，“真正的”孩子们和自然便用善意和纯真感化了京京，对京京进行了从心到身的“拯救式”引路。

看似是京京通过长时间和伙伴们相处，在这个地方完成了集中性的自我重塑和成长，但实则也是儿童和自然二者共同作用下，对于城市话语进行的突围和冲破。而这一系列行动都通过空间的建构得到了展现，自然空间在这里是承载体也是推动者。

雪域山脉：介入者的主动性撤退

主体在“他者”空间中以进攻和介入的姿态出现，当主动性的撤退行为出现，不外乎基于两种前提，一种是主体完成了向“他者”空间的占领，一种则是主体被“他者”突围成功。

但当行动完成后，雪域和山脉这些自然空间依旧矗立，丝毫不见现代性空间的身影，那么可以断定的是，“他者”通过空间的占有，宣示自我向主体反抗的成功。

显然，在王君正电影中的雪域小兴安岭、山脉景颇山这些自然生态空间作为电影主要取景地的同时，也成为了工业文明进攻的试验田。

弱势群体在该场域得到加冕之时，面对着外来入侵者的介入，“他者”坚持用主体的身份同化、感化着外来者，终于在影片最后，原生态环境中的入侵者纷纷以撤离告终，自然的本真状态也完成了对于城市话语的全力突围。

戏剧学院女大学生便是作为《山林中头一个女人》中小兴安岭生态区的介入者进入的，而迎接她的老倪头则是这里的“主体”，女大学生的到来仿佛让观众看到了老倪头和小兴安岭林区“他者”身份的凸显。

然而，老倪头不仅没有因为女学生的身份而有所芥蒂，并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热心和关怀，最终女学生采风结束后如约离开此地。

虽然工业化和男性权力的创伤依旧无法抹除，痛感不断的在这里蔓延，但掌权者的转移及介入者的撤退，小兴安岭依旧如初的纯洁肃穆，恰恰都可以看做为王君正电影中“他者”对困境所进行的空间上的突围与超越。

京京和母亲作为《应声阿哥》中景颇山的外来者，却颇为强势的态度和情节比重“霸占”着这片场域，成为了影片内外的双重“主人公”。但从北京而来的京京和母亲，却鲜明的具有着“异化”、“入侵”景颇山这一生态环境的态势。

好在山中的老人和孩童共同的用爱意与关怀默默影响着京京，最终京京得到了成长。意识到了朋友的重要性和麻双奶奶的辛苦付出，影片最后京京和母亲启程离开了景颇山出发前往北京，这一原生态介入者的撤退可以理解为是城市话语向自然话语做出的低头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