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在和郑晓龙策划《大撒把》，随后他们将合作著名的《北京人在纽约》；

蔡明亮在游乐场碰见了无所事事的李康生，迫不及待要为这个年轻人量身定做一部电影；

两岸三地的文艺青年们，都蠢蠢欲动，期盼着可以将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机会；

当然更多的人还在“黄金时代”中陶醉，不久之后，他们将自食其果，然后兴冲冲地冲向另一个市场。

武侠盟主易主，滥拍趋势冒头

1992年4月5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徐克凭《黄飞鸿》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人们奔走相告“新一代武侠宗师”诞生。

此时，没人会注意到邵氏影业的一个老人，正在西影厂卖力地一部部复制自己昔日的经典，浑然不顾子孙辈越来越不耐烦的目光。

张彻终究是老了，如同自己镜头下白衣胜雪的大侠。

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在某个昏昏欲睡病痛稍缓的午后，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去领某一年的终身成就奖。

李连杰通过黄飞鸿塑造的侠之大义形象，如今仍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

同样落寞的还有张导演昔日的武指刘家良，几个月前他从徐克的剧组辞职，面对飞檐走壁的黄飞鸿，执拗的老头痛心疾首“非叫我十万洪拳弟子笑掉大牙！”

后来《黄飞鸿》公映，徐克特地送了他一张票，面对午夜场山呼海啸的掌声，刘师傅默然无言，同样无言的还有角落里演过87部黄飞鸿的关德兴。

世界是我们的，但终究还是你们的。

那一年的当红炸子鸡，是一个叫周星驰的家伙，年度票房前五全是他的电影。

《武状元苏乞儿》票房3750万港币，排在1992年香港电影票房榜第四位

第一名《审死官》，导演是杜琪峰，那时他们合作得还算愉快，不过不久之后，这两个性格极为强硬的人将注定会发生一场冲突。

“拍完《审死官》后，再拍《济公》，周星驰就变成了两个人，他在拍之前也不参与，拍的时候就一直在改东西！”

最终，一个索性直接抢过导筒成为真正的星爷，另一个则开始思考做为一个已经成功了的二流商业片导演，是不是应该玩点别的了？

这样想的，还有那年的影帝曾志伟与新导演陈可辛。不久后，立足中产趣味的电影公司UFO成立。

1992年的港产片开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癫狂，本土票房虽然罕见地突破12亿，各大香港老板却纷纷停止注资电影。

王家卫曾想把王祖贤在《东邪西毒》中的戏份全部删掉

新来的台湾老板则明显好忽悠得多，票房低得让邓光荣入院打点滴的王家卫就又一次凭借张国荣、林青霞的全明星阵容和改编金庸武侠的“计划”，“骗”来上干万投资，开拍《东邪西毒》。

那些冤大头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拍就是两年。

金庸得知林青霞饰演东方不败时，提出过反对意见

开片如此容易，香港导演便开始彻底暴走。

一年后，港产片数量已经膨胀至234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黄飞鸿》、《东方不败》的名利双收而草草赶制的古装滥拍跟风之作。

1992年的香港，有的人准备宰完最后一刀，有的人力图挽回败局，有的人开始动身离去。

那一年，钟楚红息影，周润发减产，吴宇森拍完在香港的最后一部电影《辣手神探》后，远赴好莱坞发展。

影片最后，梁朝伟云淡风轻地告别，镜头恋恋不舍地滑过几只千纸鹤。

梁朝伟因为主角戏份，拒绝了该届金像奖男配角的提名

民俗文化惹尘埃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此时香港电影圈外部环境乌烟瘴气。

黄百鸣甚至被抢过底片，去台湾卖片都要战战兢兢地雇上四个保镖。

那部被抢的电影叫《家有喜事》，最大的卖点是刚刚复出的张国荣。

当然，张国荣愿意接拍，除了与黄老板的交情，很大程度上源于黄百鸣同意他在拍摄期间，可以跑到北京兼职另一部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制片人徐枫曾一度将程蝶衣选角的天平倾向尊龙

第五代正如日中天，张艺谋们拿奖拿到手软，却不停地有华侨写信给媒体：

“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从文化界跨行过来的朱大可更是不客气地批评道：

“《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大红灯笼不再是喜气的，而毋宁说是专制和淫邪的。”

张艺谋在很多年后，不无委屈地争辩：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用高墙大瓦表现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

“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秋菊打官司》，也是法律课堂的常客

当然，朱大可和张艺谋的恩怨持续到了20年之后。

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盛名之下，1992年，张艺谋开拍《秋菊打言司》。

很多年后，《秋菊打官司》的镜头一次次地被电视中的普法节目借用，张艺谋也已然顺利地回到了体制之内。

台湾导演新力量

1992年的美国，有一个华语导演从长达六年的居家男身份中挣脱出来，准备回台湾拍片。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5月14日，由于台湾中影公司徐立功的力荐，《推手》上映，随后的《喜宴》、《饮食男女》更是一步步把李安往国际知名大导的道路上推去。

《喜宴》抱得金熊的庆功宴上，喝着鱼翅汤的李安，哭了

很难讲，是台湾延续了李安的艺术生命，还是李安延续了台湾艺术电影尤其是“新电影运动”的香火。

那时的台湾电影，是极为惨淡的。

1991年，台产片申请准演执照数仅为33部，占中西影片发照数的6%，而港片则占到了84%。

1992年的比例大致相同，票房前十全部为香港电影，台湾电影人对此毫无对策，当局也完全放任自流。

港台电影人的交流达到了高潮

在对香港导演盲目慷慨的同时，台湾老板对本土导演却是极为吝啬甚至是漠视的，众多新导演们只能靠微薄的艺术救济金过活。

那年的金马奖，影帝提名是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和邵昕，最佳影片提名是《审死官》、《警察故事之超级警察》、《浮世恋曲》、《无言的山丘》、《黄金稻田》、《暗恋桃花源》，香港电影占了一半。

值此关头，遗老遗少们迫切地推出一个电影血缘关系暧昧不明的李安，“处心积虑”之外，却难掩一副大势已去行将就木的无力模样。

值得庆幸的是，八年后那个苦熬了六年的居家男人拍出了《卧虎藏龙》。

2.1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四个小金人彻底闪瞎了一众想要名利双收的华语导演。

华语电影工业甚至由此一变，张艺谋、陈凯歌的命运也因此更改。

院线制扭转乾坤

2002年之前，华语电影刚刚送走一个高潮，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一一》、《鬼子来了》、《花样年华》分别拿下最佳导演奖、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一一》的观众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60万人次。

当时法国观众对华语电影品质的认可，贾樟柯曾亲眼目睹：“在法国，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渐低落的华语电影声誉被他们挽回。

贾樟柯的电影，并没有让日本投资人赔钱‍

贾樟柯也受益于他们三位开拓的局面，《站台》的版权卖得不错。

加上《卧虎藏龙》2001年的席卷之势，外国人眼中的华语电影百家争鸣，一派繁茂。

然而电影毕竟是一门消费艺术，内地电影票房收入只有8.9亿元，观众人次仅仅3亿。

放映单位难以运营，影院被迫改做它用赚钱，以支付职工工资。

改革自上而下到来了。

冯小刚的《大腕》，成了改制前的最后一个冠军

2002年6月，电影局一声令下，早已在海外广泛推行的院线制正式被内地电影业采纳，集发行和放映于一体的省、市、地、县四级垄断经营模式被废除。

过去中间环节利益太大、制作和放映两头利益太小的橄榄模式变成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模式，制片方和电影院将分获35%和50%收益。

《英雄》筹备之时，李安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

当年《天脉传奇》和《英雄》等大片的制片方则直接获得38%和40%收益。

以《英雄》50元一张的挂牌票价为例，制片方至少可以从中获得20元，25元以上归属影院，其余的分属发行方、院线和专项基金。

文艺复兴般的推波助澜，内地电影市场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下，苏醒了。

而他的成型离不开一个名字，《英雄》。

张伟平和张艺谋，这两个当时还处在蜜月期的人，在整合资源和制造宣传攻势上确实有两把刷子。

李连杰、粱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和陈道明的组合，人民大会堂的首映礼，全封闭拍摄，高强度宣传攻势，再配以内地电影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宣传策略：

适合人群：25岁左右都市白领；16-19岁青少年；恋爱中的男女；对历史题材感兴趣者。

票房目标：新世纪票房之最。

广告招商目标：2000万人民币。

宣传计划：3-8月，对影片的认知期，8-11月，预热升温期。

这段今天看来极其租糙的宣传文案，便是内地电影进入商业运作的毛坯产品。

除此之外，1800万人民币音像制品收入和两年后北美上映5358万美元票房，都成为了产业神话。

200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地下化”近十年的第六代导演浮出水面。

电影局的思路不再陈腐，在国际上表现不俗的年轻导演只能在地下工作的现象有了改变，贾樟柯和王小帅首当其冲。

电影局局长童刚和贾樟柯、王小帅几人直接对话，贾樟柯们得到的信息是：

“希望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家重新开始。”

贾樟柯这样回忆那次座谈：“从张元拍《妈妈》以来，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交流。”

20岁的高圆圆

之后七位电影人继续努力解冻，联名向电影局致信，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体制改革建议。

“当时电影局改革的决心很强，我们写的信是温和的，是一些来不及发表的意见，主要是建议，对这个我们并不担心。”

贾樟柯们惟一担心的，是某些媒体会把标题写成“上书”，容易使刚建立起来的交流天折。

有望获得“地上”身份的第六代们还是有些不安，直到半个月后，《世界》的立项批下来了，吃下一颗定心丸。

贾樟柯的首部公映作品，《世界》卖了200万票房

于是，2002年底，张元的《我爱你》和《绿茶》分别上映、开拍，迅速明确了以都市爱情片向市场靠拢的意愿。

就连屡屡遭遇禁令的娄烨，也得到上影集团3000万的投资，开拍《紫蝴蝶》。

对于《苏州河》时还只能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周期仅有30天的娄烨，市场让一切变得太奢侈了。

31岁的陆川也登场了，这一年5月5日上映的《寻枪》让他成为了不属于任何流派的特殊存在。

《寻枪》的主演，“五代半”姜文，也暗自窃喜，找到述平谋划起《太阳照常升起》。

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宁浩面临着大四毕业，毕业作品《星期四星期三》流露出的趣味，将在四年后成为内地最爽口的夏日冰淇淋。

他的搭档黄渤凭借电视电影《黑洞》里的汤文军露了个脸，他将和宁浩一起，在四年后一飞冲天。

两部新作力挽狂澜

台湾电影的2002年是落魄的，90%的外语片占据台北银幕，台湾本土年产量仅为22部。

以至于台湾电影在当年的金马奖几近颗粒无收后，金马奖执委会差点因为预算被冻结而揭不开锅。

所幸祸兮福所倚，退无可退的台湾电影从两部电影开始，找回了行走方向。

第一部电影是《双瞳》，8000万新台币的票房让它成为了良性商业制作的标杆。

33岁的奶茶

导演陈国富后来北上与华谊兄弟合作，以监制身份负责打造了《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李米的猜想》和《非诚勿扰》，成为华谊电影那几年的操盘主将。

第二部电影是《蓝色大门》，单纯、养眼、矫情又不失幽默的台式青春片雏形在日后被逐步完善并类型化，发展出了所谓的台湾小清新电影。

19岁的桂纶镁

日后标志台湾电影全面复兴的《海角七号》，三地通吃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票房佼佼者《我的少女时代》，都能从《蓝色大门》身上寻到影子。

欲扶大厦于将倾

没有人会否认香港电影在2002年的救市一搏，《无间道》的确是一部将编、导、演都调动到最高水平的杰作。

只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无间道》可以打破港片一时沉沦的僵局，但后续者在哪里？

2002年死去的张彻，既是一个时代的转身，也是邵氏学徒制消亡的标志。

对于再也没有后备青训体系支撑的香港电影，《无间道》更像是一次体面的终结。

出圈后的《无间道》，被老马丁盯上了

十年前离开香港，远赴好莱坞的吴宇森，在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赞誉后，二度合作尼古拉斯·凯奇的战争片《风语者》被认为是黑帮火拼。

投资1亿、票房7000万的惨淡无力拯救米高梅，反倒助推了它的倒塌。

接下来的两年，他将因为科幻片《记忆裂痕》再次黯淡光辉，暴力宗师回归国内的日子快来了。

老搭档徐克依然把玩着技术魔杖，2001年《蜀山传》的曲高和寡，并没有打消他引领华语电影特效技术的雄心，可惜与之而来的却是长达十年的票房麦城。

21岁的张柏芝

低调的许鞍华享受着《男人四十》的乐趣将触角伸向合拍市场，《玉观音》已经打着谢霆锋和海岩的旗号，开始宣传了。

杜琪峰把暴力诗意的黑色，以及雪茄留在了香港，刚刚开拍的《PTU》即将为他开启人生的黄金路途。

只是他不会知道，下一个十年，本港环境的一颓再颓和内地巨大的市场会让守望香港的愿望灰飞烟灭。

彭浩翔在2001年夏天用一部《买凶拍人》，证明了他的恶趣味将是下一个十年的主流倾向，尽管在香港他始终没能获得和前辈一样的号召力。

王家卫前一年开始筹备的《一代宗师》宣布片名和主演，梁朝伟拜入叶准门下，开始习练咏春拳，二人一起向咏春门赠送“一代宗师”牌匾 。

如果不是《东邪西毒终极版》，《异度空间》本该是张国荣的最后身影。

他用一帧帧影像作为咒语，以催眠世界所获得的效果，作为自己即将离开我们的分手礼物。

香港电影没有内地的庞大市场，而辉煌的历史又让它不甘于像台湾电影一样，倚靠某种类型勉强过活。

香港依然存在电影工业，但香港电影或许正在成为历史。

《英雄》开启的古装大片模式不再奏效了；坚持本港的杜琪峰在《单身男女》爱情登陆之后，用《毒战》正式宣告银河映像与内地嫁接；

徐克的野心和许鞍华的淡然，用商业融入和精神独立推迟了新浪潮的退潮；

《钢的琴》用一场光荣之殁告诉同行，内地文艺还缺少有力推手；

导演张猛的创作灵感，来自父亲张惠中的故事

《赛德克·巴莱》和气度不凡的金马奖，让台湾电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成为华语影人的标杆。

一切都有转机，转机中潜藏着不确定。

大片模式势必改

2011年仍有《鸿门宴》、《关云长》、《战国》在坚持，但终究是不再坚挺了。

张艺谋、张伟平从2009年筹备《金陵十三钗》时，便透露出一股好大喜功的姿态。

先是男主角提名，布拉德·彼特、汤姆·克鲁斯、汤姆·汉克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本都上榜了。

后来入主的是克里斯蒂安·贝尔，估计不少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这要号召的，不一定是中国观众啊。

倪妮，最后一个80后谋女郎

再加上张伟平频频用《辛德勒的名单》与其相比较，目的很明确。

《金陵十三钗》“冲奥”失败，然而从历届获奖片看，精心谋划的几乎没有，所以《金陵十三钗》的铩羽而归，是不是可以提醒中国电影人，这种事还是适可而止吧。

2011年底，阿凡达效应的影响下，徐克的《龙门飞甲》上映，飞镖、暗器和剑花的轻盈设计，配合着3D技术，拓宽和颠覆了传统武侠片武打套路。

彼时宣称要拍3D大片的导演不乏唐季礼、王晶、吴宇森等，但只有徐克做到了。

也许《龙门飞甲》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的确以3D商业大片的身份为华语电影走出了里程碑的一步。

近六亿的票房也给那些在资金面前望而却步、存观望心态的导演进一步选择的砝码。而《龙门飞甲》在IMAX厅赢得的6700万票房，占总票房11%，预见了内地的国产大片终要去分IMAX巨幕一杯羹。

李连杰用《龙门飞甲》告别武侠，始也徐克，终也徐克

青春浪漫占鳌头

大概从2009年的《非常完美》开始，都市爱情片逐渐成了气候，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拿了过亿票房，只是现代题材的国产中小制作，似乎缺那么一部能压住阵的。

所以，《失恋33天》的横空出世，基本成为内地年度第一电影事件。

《杜拉拉升职记》，老徐从这部电影开始跑偏

无论从运作营销还是社会影响角度，《失恋33天》的故事都值得大书特书，其一无偶像二无视效，况且，失恋这点事儿谁没经过啊，怎么几个比赛耍嘴皮子的京油子，就成了全民治愈的失恋范本了?

但落回电影本身，和之前的类似题材电影比较便不难发现，《失恋33天》里没有对都市生活奢华渲染，不是意淫一般的爱情童话，从背景到台词都很邻家。

内地首部为光棍节定制的“治愈系”爱情电影‍

加之其亲民的《失恋物语》微博营销策略，归根结底，放低姿态的“平民化”运作指给都市题材的中小制作一条明路。

而《失恋33天》的平民化运作，产生的不仅是票房，最牛的还在万人热议的社会效应。多年过去，《失恋33天》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不断地被人提起。

台湾电影终复兴

台湾电影这一章的书写，要从《艋舺》开始，其又青春，又热血，又偶像，集卖座元素之大成，在台上映的首日票房超过《阿凡达》，热度直逼《海角七号》。

华谊总监陈国富积极推进其引入内地，无奈因题材作罢。

台湾片在内地上映难早已有之，因其只能作为“引进片”的身份，加之台湾电影产量低，有竞争力的商业片少之又少。

后来，阿信把这身腱子肉留给了姜文‍

但是这一年境况悄然改变，大银幕上出现了《翻滚吧，阿信》、《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鸡排英雄》等纯台产片，两岸合拍如《星空》、《爱》更是得到大规模造势。

一切归功于ECFA的正式实施，台湾电影终于得以落地内地沃土。

CEPA给香港电影带来的转变谁都看得到，但纯正港产片的生存问题也一直被讨论。

沈佳宜三个字，渐渐成为一个符号

台湾电影本身没有香港一般成熟的工业，上画虽多，但票房收成不错的唯有一部《那些年》。台湾电影被内地同化，最终只剩下明星名导输出作用的风险与日俱增。

就在这时，吴宇森监制、魏德胜执导，台湾影史投资最高、筹备长达12年的“史诗片”《赛德克·巴莱》终于修成正果，但其题材与内地观众隔阂不小，也没有票房明星坐镇，叫好不叫座。

没有《海角七号》，就没有《奥德克·巴莱》

不过无论如何，台湾电影人也终于找到了输出方向，开始与内地多家影视公司打得火热。

几年之后，一部翻拍自韩剧的台湾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在内地狂揽近10亿票房。

香江之畔存情怀

《桃姐》的拍摄最初艰难，一如许鞍华的很多前作，其实都是靠众人“帮”过来的，有好本子、好故事，却找不到投资方。

《天水围的日与夜》拿了奖，有好口碑，100万的投资却只回来10万，这次连王晶都爱莫能助时，换来刘德华接下艰难一棒，请到息影十年的叶德娴出山，拉来徐克、洪金宝、罗兰甚至宁浩、于东出镜帮衬。

后来，《桃姐》在威尼斯拿奖的消息传来，众人感到最多的反倒不是惊喜、荣誉，而是深深的欣慰。

《桃姐》曾被影评人认为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绝唱，许鞍华说：“很多人不想拍了，就没有必要坚持，我很想拍戏就继续拍，就这样而已。”

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岁月神偷》，再到如今的《桃姐》，最令人乐观的转变在于，以保利博纳为首，越来越多的纯港片拿到了内地的资金注入。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悲观的许鞍华背后，也许还能让我们看到乐观的香港本土电影。

十年间，陨灭了陈果、关锦鹏、张之亮，变味了刘镇伟、刘伟强，在陈可辛、杜琪峰这种融合典范之后，许鞍华的“另一种成功”，看似是场意外，实则是一个必然。

托起《桃姐》的，是许鞍华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最终在有良知的人群里反馈出的力量，厚积多年，终于薄发。

微电影的崛起

低门槛，是怀抱热情的电影草根们纷纷拥抱微电影的原因。

2010年筷子兄弟制作的《老男孩》，在口口相传的网络传播环境下，取得了超过2500万次的累积浏览量，从此拉开了中国微电影时代的大幕。

短短两年，势力就渗透到剧情长片领域。

香港导演彭浩翔进军内地市场，首先选择用微电影打响前哨战，由他监制的《四夜奇谭》系列仅两个月，累计点击量就超过2.1亿次。

甚至，姜文也忙里偷闲拍个了微电影《看球记》。

投资人的不信任和观众的不买账，通常是一些新晋电影人无法立足电影业的根本原因。相比好莱坞，中国的独立电影制未成气候，更没有那么多电影节做专业推手。

因此背后潜藏视频网站探索商业盈利模式的微电影，就成为了新人趋之若鹜之处。

后来，微电影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取而代之的是流媒体和短视频。

海外合作加强，类型多样趋势

2012年2月18日，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

华语电影市场进一步开放，引进更多好莱坞影片的同时，更多的外籍影人和国外资本、操作模式也参与到华语电影的制作中来。

《金陵十三钗》与贝尔的合作效应，在2012年被《一九四二》复制，蒂姆·罗宾斯、阿德里安·布劳迪两位影帝分别饰演美国牧师和记者，还原那场中原受难记。

而把导演处女作《太极侠》放在中国的基努·里维斯，则是看中了中影集团提供的良好环境。

除去直接的电影拍摄合作，这一年，梦工厂与三家中国公司联合创办了总资产3.3亿美元的“东方梦工厂”，续写了功夫熊猫阿宝的故事。

自从《英雄》开创内地商业大制作模式后，宏大场面、声光特效、历史主题就将华语电影围在了怪圈之内。而度过了最初的蜜月期，观众渐渐失去兴趣。

从这一时期开始，爱情片、喜剧片、谍战片等类型以低投入、高回报的惊喜成绩，重新点醒了迷失的影人们，以低姿态回归到电影娱乐观众的主题上。

在曾经波澜不惊的华语电影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票房奇迹。

1992年至2012年，纵观那二十年华语影坛的风云起伏。

电影人们有过学习，有过探索，有过彷徨，有过迷茫。

他们记录着我们的时代，临摹着我们的生活，为华语电影四个字重新下了定义。

那二十年，那些华语电影人，应该被铭记，就像他们记录我们一样。

附：两岸三地电影人征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