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赞曾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反映生活是无限接近却又无法等同。一方面，摄影机的发明让电影这一艺术高度重现了现实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是错综复杂的，成为电影故事要进行抽丝剥茧式地加工。

另外，电影要成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它并非简单地描绘生活，要上升到对理性的探讨和感性的思考。另一方面，电影既是现实的投射，就不能远离现实。电影中的感性认知都来源于现实理性的生活。

犯罪类型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诸多的犯罪故事都是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在韩国的民族文化当中，“恨”文化对民众有深远的影响。

这里的恨，不仅仅是汉字恨当中憎恶的意思，而是韩国大众文化中具有集合意义的词。

“恨”包含了悔恨、哀叹、痛苦、悲愤等符合情绪的聚集，以及郁郁不得志、求而无解的情绪。“恨”文化的产生主要来自于韩国历史集体记忆。

韩国在古代是中国的藩国，即使最高权力的王爷也是处于从属地位。韩国地理位置造就了韩国近代历史上的苦难。

如果追溯韩国的近现代史，可见其经历了政权更迭、战争威胁、社会骚乱、学运频繁的漫长动荡时期，不安的社会环境和压抑的社会氛围为各种暴力与罪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于家国和时代有着异于他人的敏锐，犯罪类型正是对于展现这一文化心理，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最好选择。

《杀人回忆》的社会背景就是韩国那段混乱历史的缩影，人人自危又无可靠的政府，影片最终不用大团圆式的结尾粉饰太平，不仅仅是现实案件中凶手没有被抓到，而且也是再一次提醒那段历史的真实存在，时间的流逝带不走历史的创伤。

犯罪电影的现实性是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韩国犯罪电影在表现现实生活之时，带有对现实批判的眼光，以此揭示社会中不公平待遇、人性自私冷酷的黑暗面等这些实际生活中不太美好和谐的图景。

《杀人回忆》不仅是对于一个韩国历史上一件悬案的回忆，更是对于处于社会动荡时期大众不安、迷惘的回忆。凶手长相普通，隐藏在熟悉的周围，大家都为这个不知会何时爆炸的炸弹感到惴惴不安。

电影从头到尾也没出现真正的凶手，呈现的是众人皆可能是凶手。这是关于时代的心理创伤，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凶手、都是受害者，即使害怕、迷茫也逃脱不得。故事应该产生共鸣。

不仅是犯罪电影，电影史上所有类型的经典电影都应该能够打动观众，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美国的西部片虽然在视觉图谱上地域性非常强，但是影片中所传达的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而且剧情故事基本上是张扬人类共同的人性和爱。

对于犯罪电影来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产生共鸣，观众只能觉得故事是虚假的，既无娱乐趣味也无精神思考。

在观看爱情片时，观众不能把自己带入人物，看到美好的爱情从而产生愉悦、幸福的情绪；观看犯罪电影，不认同故事发展，只能产生恐惧、悲伤的情绪。

犯罪电影讲述一个破坏正常秩序的事件来反映社会在这一方面的问题，除了娱乐功能之外，想要承担起教育功能，反思现状的不足，推动对现状的改变。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电影故事传达给观众，借助更多人的力量预设才能成功，其中传达这一关键步骤与观众形成共鸣是最高的理想境界。

韩国犯罪电影偏重于选择现实主义题材，有很多电影故事取自于社会新闻事件。《杀人回忆》是韩国历史著名的三大悬案之一的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即使历时33年直到2019年抓到凶手，也受到大众广泛的关注。

《梨泰院杀人事件》取自于韩国“驻韩美军十大犯罪事件”之一，引起民众愤慨。《熔炉》改编自小说，小说是以韩国光州仁华学校教师性侵残疾学生的暴力事件为蓝本创作的。

《素媛》根据一桩真实的性侵幼女案拍摄的。这些取自真实案件的影片，强有力地反映了韩国社会现实问题。利用电影文本挖掘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诟病，揭露埋藏在伪善面孔下的丑恶嘴脸，传达出强烈的批判意识。

电影在上映之后能够引起公众的大范围的讨论与反思，其中不乏一些电影推动社会变化的例子。电影《熔炉》上映后，社会中掀起了热议的狂潮，以致受到韩国政府部门的关注，最终通过了“《熔炉》法”以此保护影片中类似的受害者。

电影《梨泰院杀人事件》讲述的现实案件，被韩国重新再审。韩国犯罪电影借助电影类型之便审视韩国社会，在娱乐大众的同时还起了监督和督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