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明星考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国家话剧院的拟聘名单当中。

考核流程是否合规，遭到质疑。

对此，国家话剧院回应：尚处公示阶段，并非已录取。

但依然无法平息争议。

而随着舆论发酵，一家媒体也摊上事了。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把普通人针对明星考编提出的合理质疑表述为「煞有介事」。

并将这场争议归结为大众对娱乐圈的不满情绪，以及「小镇做题家」的被剥夺感。

字里行间流露出嘲讽的味道。

引发争议的文章节选

顿时激起了许多网友的愤慨。

毕竟，「小镇做题家」本意是自嘲。

这个词出自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原本指的是出身小镇的学生，通过努力刷题考上高校，毕业后却发现处处受挫，自己只会做题。

它是一种消解无奈情绪、抱团取暖的出口，能够激起许多普通人的共鸣。

没成想，曾经的「自嘲」，如今成了「被嘲」。

而真正的讽刺对象，却被遮蔽了。

「小镇做题家」的苦涩，又何尝得到过正视？

对于很多人来说，做题是唯一的出路。

就如同如今爆火的董宇辉。

他生活在陕西农村，家境一般。

也曾自卑过，把自己形容得非常难堪。

「出身农村，身材矮小，头又大又丑。」

他没有拿到一手好牌，只能努力学习，期待改变命运。

正如他曾激励许多高考学子的金句那样。

「当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虎鲸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时，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时，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直到高三那年，他终于成功逆袭，将分数从320分提升到了600分左右，考进了西安外国语大学。

之后，又进入新东方，得以在大城市里扎根生长。

高考，成为了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男性如此，女性更是如此。

我们见过太多重男轻女的家庭悲剧。

纪录片《出·路》中的马百娟，出生在甘肃的一个贫困县。

她有自己的梦想，想去北京上大学，然后打工，每月挣1000块钱。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浑身都有劲儿，眼里始终闪着光。

在走三十里的上学路时，她全程都笑着走完。

在课外时间，她没办法读书。

还要帮家里一起收谷子、做饭、做家务......

但一有时间就捧着书读。

最终，她却早早辍学，16岁就结婚生子。

这不是因为她学习成绩不好，主动放弃，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在接受采访时，马百娟之后的人生安排就被父亲非常直白地指了出来——

「靠女婿。」

这种被安排的命运是许多大山女孩们的缩影。

而对于她们来说，高考是能够摆脱困境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张桂梅的华坪女高就是为此建立的。

让许多读不了书的「马百娟」们可以摆脱自己的命运。

也因此，设置了严苛的制度。

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操，零点才能睡觉，吃饭时间只有10分钟......

让学生们每天都泡在题海里。

不可否认，这种应试教育确实有坏处，消磨了人的个性。

但就如张桂梅所说。

「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这是不得不做的牺牲。

高考就像一个可以突破阶级的小窗，藏着普通人最质朴的愿望。

考个好大学，找个体面的工作，有一个比现在要好的未来。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人都孤注一掷。

在纪录片《高考》中展示的陪读家庭就是如此。

有的家长放弃自己经营已久的事业陪读。

有的咬牙借钱陪读。

甚至还有的「因教返贫」。

但与付出巨大代价相比的是，残酷的现实。

走出小镇后，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阶级的差异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纪录片《出·路》就撕开了这其中残忍的真相。

它跟踪了来自农村、小镇、城市三个地方的孩子，展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来自农村的马百娟就如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始终没有摆脱自己的命运，眼神也没有了之前的精气神。

而来自城市的袁晗寒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她的家境很好，有很多能够试错的机会，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17岁时，因为学业压力太大，在家人的支持下，她选择休学。

之后，就宅在家里画画、看书、看电影......

在她眼里，旁人迈不过去的坎儿，都不是大事。

一次，她突然灵光一闪，又拿着家里的钱开了一家咖啡馆。

即便没多久就关了门，她也没有感到多少心理压力。

因为之前就和妈妈就达成了共识。

「如果失败了就当交学费了。」

之后，袁晗寒又跑到国外上大学，周游欧洲。

还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她的人生恣意昂扬，从不需要为未来操心。

就如同导演在采访中所说的，她对付的不是现实，而是「无聊这个敌人」。

来自小镇的徐佳则是许多「小镇做题家」的缩影，拼命抓住高考的机会。

不断冲刺、修正、涂抹、重置，付出巨大的代价。

徐佳也曾告诉自己考不考得上都无所谓。

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他还是在意那个结果。

因此，选择复读两年，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他开始浑身冒汗，手抖。

所幸，最后一切没有落空，上了一个还算满意的大学。

但这不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等到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又不得不面临生存的挑战。

在网上海投，奔走在去面试的路上，但只收到了很少的offer。

后来，好不容易跟一家公司签了约。

但徐佳也并不高兴，对未来的发展情景，公司待遇一片迷茫。

形容自己好像是被卖出去了。

徐佳没有因为一个好的大学就走上人生的高速通道，也不能像袁晗寒一样拥有追逐梦想的舒适圈。

从小镇走出来后，他依然渺小卑微。

对于他来说，那些金句鸡汤描绘的美景还是那么难以企及。

这也正如《东京贵族女子》里，从小镇出来到大城市打拼的美纪。

四处碰壁，看不到任何希望。

甚至为了凑够学费，成为夜总会的女公关。

普通人要在大城市扎根的过程艰难无比。

「从老家出来，被压榨剥削，我们就是东京的养料吧。」

在巨大的阶级隔阂中，拼命刷题或许也换不来「逆天改命」。

但「小镇做题家」那段努力的人生不该被他人随意贬低。

为高考拼搏的岁月，让普通人摆脱了当时的困境，到达了今天的高度。

依然熠熠闪光。

「小镇做题家」固然带着自嘲的无奈。

但这个词并非代表对自我的否定。

相反，这是人们奋力挣扎，反思应试教育，重新构建自我的一个过程。

在《十三邀》中，教师黄灯提到了近几年她观察到的大学生现状——

身上留有高中时代的刻痕，他们冷漠、忧郁、麻木、害怕犯错、无所适从。

就好像一个个「空心人」。

而这些大学生需要的是「找到自己」。

「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直面自己，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

去诘问，我的失落感究竟从何而来？问题出在哪？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镇做题家」何尝不是在用讽刺现实的方式揭露现实。

说到底，它的讽刺对象，从来不是那些失意的毕业生。

而是应试教育的深层矛盾，和长久以来的教育不公现象。

人们所期待的，无非是「公平」二字。

这也是为什么，明星考编事件惹了众怒。

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等明星当然可以去考编。

在娱乐圈中，也有不少明星有编制。

孙红雷、秦海璐、刘烨、段奕宏、胡歌、廖凡、倪大红等都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来源：国家话剧院官网

但关键点在于他们以何种方式取得编制。

如果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公平竞争下收获这份编制的名额，自然不会有什么争议。

而在这场考编风波中，许多网友都提出了质疑。

比如，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三人是否满足招聘条件。

国家话剧院的招聘公告显示，该岗位招聘对象是应届毕业的非在职人员。

但三位明星都早早和经纪公司签了合同。

这还能算是非在职人员吗？

但截至目前，国家话剧院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回应。

反而让许多普通人不惜放弃工作机会，小心翼翼保护的应届生身份，一下子变得荒谬了起来。

选拔方式的不透明，不公开才是激起网友愤怒的根源。

同时，考公考编难度高、竞争压力大，早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国考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但实际录用人数只有3.12万人。

平均每68人竞争一个岗位。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件「不死也要脱层皮」的事情。

许多人要备考一两年，甚至六年的时间才有几率考上。

而扪心自问，大家真的喜欢体制内的生活吗？

不见得。

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充分权衡利弊后的妥协。

在不确定的生活里寻求一份安稳。

可顶流明星不同。

他们本身就有很多选择权。

而选择进入体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机会。

不仅能借机营销一波「体制内男友」的人设。

还可能获得一定的资源倾斜。

普通人削尖了脑袋追求的安居乐业，到头来变成了明星镀金的工具。

这样大的落差是许多人心理上无法接受的，所以引来了广泛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小镇做题家」的焦灼也应该被看见。

正像去年那篇火遍全网的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中写道的：

「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

「身处命运的旋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么的身不由己。」

总有人抓了一手「烂牌」，但也努力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向上生长。

所争取的，不过是一个走出逆境的机会。

所守护的，不过是一份不愿认命的尊严。

「小镇做题家」的苦涩，也正是无数普通人的痛点。

而这，本不该被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