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坎皮恩的作品，很多人会觉得晦涩难懂，第一遍看下来，不知道其想要表达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很多方面，例如大量非常规反传统的拍摄手法，诗化的非线性的叙事时空，这些因素都会干扰观众对于影片主旨的理解与判断。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电影中的叙事核心往往隐于意象当中，而不是直截了当的通过情节或是台词呈现出来，这也使得坎皮恩的电影平添了几分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质感。

用植物、钢琴去隐喻主题，中心隐于意象，坎皮恩的电影你看懂了吗？

初看《甜妹妹》，会发现她从情节上看很难说有什么突出的重点剧情或是说高潮，而是以姐姐凯的视角，记录了很多与妹妹相关的繁杂琐事，粗粗看去，甚至有通篇报怨的流水账之感。

然而，细细品读之下，才会发现，坎皮恩把想要表达的思想、情绪、情感都藏于细节和隐喻当中，尤其是故事的主题，其实就隐于在影片中大量出现的意象——植物之中。

在电影的一开头，凯就用一段独白表明了自己对植物的恐惧：“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树，树上建了一座华丽的宫殿。

在凯看来，朵恩给她带来的压迫就犹如黑暗中蜿蜒的树根一样缠住了她的脖颈，让她无法呼吸。坎皮恩之所以会选用植物作为《甜妹妹》中重要的隐喻，与弗里达·卡罗有关。

在弗里达·卡罗的画作中，植物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在其代表作《自画像与荆棘项链和蜂鸟》中，荆棘项链正如盘旋而下的树根，像手指一样，紧紧缠绕在弗里达的颈部，与凯所做噩梦的情景异曲同工。

在弗里达的画像中，她面无表情，不堪的生活像荆棘扼住她的喉咙让她无法喘息，仿佛最后的沉默与无奈。另一幅《迪亚哥与弗里达》绘于1944年，弗里达与前夫迪亚哥刚复婚不久后。

迪亚哥·里维拉是弗里达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两人于1929年结为夫妻，发誓要携手走完一生。

然而从1935年起迪亚哥就与弗里达的一个妹妹偷情，深深伤害到了弗里达，几年后两人离婚。但是迪亚哥又始终是弗里达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不久后两人又再度破镜重圆。

从这张画中，可以看到弗里达对迪亚哥深刻缱绻但又错综复杂的感情，画中像荆棘一样的树枝紧紧将两人捆绑在一起，融为一体。在《甜妹妹》中，凯与朵恩的关系，也有相近之处。

朵恩在世的时候，深受父亲的宠爱，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全家人的关注，凯嫉恨的心理油然而生，一直以来，都将朵恩视作拥有黑暗力量的植物，避之不及。

但是真的当朵恩真的生命垂危之际，父母们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仿佛朵恩的离开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解脱，只有凯在尽力做着能做的一切急救措施。

在妹妹的葬礼上，凯表达对妹妹的思念，也是借用植物来隐喻的：“树好像绝不会离开我们”。

凯尽管对妹妹心怀怨怼多年，但是在内心深处，妹妹仍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就像弗里达的画一样，两人仿佛早已被树枝环绕，融合成了一体。

可以说，影片的叙事核心，即凯心中对于妹妹的恐惧、嫉妒、仇视但又深爱的复杂心理，都藏于“植物”这个意象之中，可以说，读懂“植物”在影片中隐喻的意义，正是解开影片叙事中心真正的钥匙。

在《钢琴课》中，“钢琴”这一意象对于影片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身为哑女的艾达，从小到大，她的情绪表达、情感抒发，都是通过钢琴来传递的。

当艾达从英格兰远嫁到新西兰，钢琴既是唯一能够让她感到熟悉而安全的东西，也是她的精神，她的灵魂。

第一次见面的丈夫斯图尔特，竟然以钢琴太重难以搬运为由，强迫艾达将钢琴丢弃在沙滩上，这直接导致了这段婚姻还没开始就已经出现裂痕。

他强迫她把自己的“灵魂”丢弃在了沙滩上，这也预示着他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被她爱上的可能。

正是因为“弃琴”，才有了后面“寻琴”的过程，也正是在“寻琴”的过程中，不会言语表达又久居深闺的少妇艾达才会与野蛮不羁的贝恩斯产生联系，并让艾达发现这个外表粗鲁不羁的野蛮人，其实拥有一颗柔情细腻的心，才是自己的“知音”。

冥冥之中，钢琴指引着艾达去追寻她的命运。艾达勇敢寻回钢琴的过程，恰好与其后来勇于追求爱情的过程一脉相承，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艾达对于钢琴的“执念”正对应着她对于心中爱情、对于自我命运的勇敢追求与表达，这也正是坎皮恩想要在《钢琴课》中呈现的中心思想。

而电影《裸体切割》中坎皮恩试图表达的叙事核心，其实就藏在弗兰妮家楼下埋藏尸体的花园里。《裸体切割》通篇都发生在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纽约城中，这样一个美得几近梦幻的花园出现其中，显然是超现实的。

在这里，坎皮恩是用了一个“伊甸园”的隐喻。在伊甸园里，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变化来的，她是亚当身体的一部分，从属于亚当，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

而在弗兰妮家的花园中，一开始沐浴在晨光和落花中悠然自得的姐姐，被残忍的杀害了，象征着作为“夏娃”的女性，正在被男性索还那根取下的肋骨，正在被“伊甸园”，即男权中心制的社会所驱逐。

而最后，杀死连环杀手的弗兰妮满身血污，又走进了这个花园，她肩上已然干涸的血迹宛如两只浴血的翅膀，在坎皮恩的镜头下，弗兰妮宛如刚刚经历过战斗浴血归来的天使。她活着回到了花园里，象征着女性通过暴力的方式终结了男性的压迫与伤害，得到了身份和精神上的升华。

不过坎皮恩并不是在倡导女性都应当采取暴力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她在谈及弗兰妮最后的“翅膀”时这样表述：

“我不相信天使，但我相信人类在被救赎的强烈渴望中，能够生出一对翅膀，化身天使飞翔的那种希望。当这种希望投之于艺术的主题，就驱使我去表达一种欲望的“不满”，一种逃脱束缚的渴望。”

坎皮恩电影的主题，往往正是在于那些未及言明之处。她从不试图掌控观众对于电影的感受，而是相信观众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影片，通过充分调动审美感知能力，透过重重意象，达到“意境”的彼端。

坎皮恩以这种方式鼓励观众去思考和辨析符号，期待观众观影后得出更多元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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