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不知名摇滚研究中心”公众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高举起的手机逐渐成为了livehouse和音乐节现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不同于摇滚乐现场传统的“pogo、跳水、开火车、摇旗”等一系列被老乐迷们认可的传统玩法，在音乐现场举手机拍摄一直存在争议。

就连不同的演出主办方对此也持不同态度，有为了防范盗摄坚决拒绝的、也有中间立场鼓励乐迷好好享受音乐的，更有愿意让乐迷拍摄私人视频在互联网进行传播的……

在重重争议之下，一个最常被提及的问题莫过于：“那些在现场举手机拍摄的人，真的只是想录回家再看一遍吗？”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当然又不完全是。

“

记录与盗摄

相比较影响观看演出和现场互动等抱怨，关于在现场拍摄视频最大的争议其实是“盗摄”。

“盗摄”这个概念更多时候是被电影行业使用的，指进入影院观影的观众以各种形式，例如拍照和短视频发朋友圈，完整上传网站等对电影内容进行私人传播的行为。

影视行业抵制盗摄不仅是出于保护影片版权的考量，也是防止剧透的手段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讲，现场音乐虽然也需要门票才能入场欣赏，但它不像电影一样具有可复制性，几乎不存在剧透的情况。

与某些电影可以依靠盗摄资源赚取流量或钱财的情况不同的是，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人气火爆到可以利用现场演出视频赚取财物的乐队。甚至有很多新乐队在会鼓励乐迷在演出过程中拍摄视频和图片记录，期待乐迷们的分享曝光能为自己带来更多人气。

尽管这一行为有时候会遭到很多老乐迷的不理解甚至诋毁，认为新一代的年轻乐队已经变味，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开始向流行和流量妥协。

但其实网络流量市场也自有自己的选择，试看近年来凭借网络传播走红的所谓“网红乐队”们，如果不能迎合当下更多听众的时代心理，仅靠现场乐迷的网络分享还是很难走红的。

于是在记录与盗摄之间，那些在音乐现场高高举起的手机，总是在这个略显尴尬的地带来回徘徊。而舞台上乐队对乐迷私人拍摄的态度，更是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下拍摄的合理与否。除此之外，也会有部分乐迷和音乐博主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明确的站队和态度。

既然绝大部分的拍摄都与盗摄者想要既不是流量也不是经济利益，那么那些在现场拍拍拍的人究竟想做什么呢？真的只是想回家再看一遍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不知不觉间智能手机和网络早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

从官方媒体到自媒体的话语权转变

2020年，摄影师高原出版了一本名为《红磡1994》的影集，以自己从未曝光的摄影作品，回顾了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体育馆的那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出。

而这不仅记录的是一场在中国摇滚乐历史中举足轻重的演唱会，也是一本今后几乎不会再以同样形式出现的影像集。因为现场的图像记忆正逐渐由官方的、统一的影像形式，发展成复杂的、私人的现场体验。

在过去的27年里，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媒体的概念开始由有限的正统官方媒体扩展到个体，尽管这种个体发言的自由很快就又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淹没于流量加权的喧闹世界。

但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一种记录生活的新方式，从最古老的博客、空间到后来兴起的朋友圈、公众号，微博，再到当下最火爆的各类短视频平台……深谙此道的抖音早在几年前面向市场进发时就打出了“记录美好生活的”口号。

短视频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习惯，还有生活方式。从“遇到问题不要慌，先把手机掏出来发个朋友圈”到层出不穷的探店、测评、直播，利用网络视频更加直观地记录并分享自己的生活已经成为了我们个体生活和社交的重要方式。

当我们都习惯了吃饭前先拍几张照片记录下今天吃到的美食时，自然就很少有人再愿意回家后伏案在自己的日记本里绞尽心思用语言描述它的味道。但人生苦短，平凡又是常态，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撰写自我编年史的需要。

所以“记录”永远不会消亡，只会随着时代改变自己呈现方式。在这个人人都可以轻松用智能手机拍摄照片、视频的年代，在现场拍摄其实是一种传统官方叙事下的补充视角，是每个人私人订制的人生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很多乐队会邀请自己的摄影师拍摄官方图片与视频，但乐迷仍然热衷于举起手机拍摄个人的现场影像志。

那些储存在人们手机里形形色色的视频，记录了每个个体独有的视角，他们关切的内容，某时某刻的心情想法，甚至是情不自禁说的话，唱的歌……它和写日记的本质目的并没有区别，可以被观看，但观看却并不是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在完成记录的时刻，它就已经实现了摄影者的心理满足。

也许在短视频业已过时的若干年后，那些依然保存着自己心爱现场视频照片的老乐迷们，会在看到某场演出的官方纪念视频时一边寻找着这些视频，一边激动地告诉自己身边的年轻人：这场演出我也曾在！

“

摇滚乐的群体狂热与个人化

我个人并不反感那些喜欢在现场拍照、摄影的观众们。

不仅在于可以理解其记录生活的方式，更在于在我的个人体验中，这种行为其实对他人的影响很小。

作为一个身高160的女性，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我如果想相对完整地看到舞台上乐手的头部以下，那么基本只能选择站在前排或者非常远离舞台的地方。混迹在观演区中间的人群中往往意味着除了黑压压的肩膀和头顶什么都看不到，而夹缝中鳞次栉比的手机其实远没有一颗人头的遮挡效果强烈。

甚至有些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我会直接尝试在我附近观众的手机屏幕上观看演出，体验一下他/她的即刻视角。这群举着手机不跳水、不开火车甚至不愿意pogo的人其实并没有影响他人的观演，他们只是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和欣赏音乐。

这似乎一边践行了摇滚乐做自己的口号，一边又打破了摇滚乐现场长期以来的传统玩法。摇滚乐，这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标榜反叛精神的音乐，却在现场萌发出了一种最具集体意识的玩法，无论是跳水、开火车、mosh几乎都需要靠群体的狂热来配合完成。

于是摇滚乐的现场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两类观众，前者时常抨击后者某些缺乏分寸感的行为影响了自己正常观看演出，后者则指责前者跳水不接，开火车不让路，像个木桩一样完全不配合，一点摇滚精神都不懂。

这些现场观众所呈现出的不和谐，其实也是摇滚乐内部一直存在的精神矛盾。甚至当我们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去审视西方摇滚乐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每一个流派的诞生和消亡，都经历了从个别人对上一波潮流的革新反叛到新思想成为潮流被大众接受追捧，又在狂热中沦为可供复制的时代流行，逐渐失去原创的新鲜感和生命力，最终被新的浪潮打败的循环。

这些根植于摇滚乐内部的矛盾，也是它生生不息向前滚动奔流的生命密码。只是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浪潮的涌动，却无法决定和左右它奔腾的方向。

也许若干年后也会有某个像“金属礼”一样的手势演化而出，记录着这个人均举着智能手机观演的信息时代，我们拥有过什么样的摇滚乐。